张开济四部一会大楼

张开济四部一会大楼

张开济， 1912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杭州，1935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建国后我国第一代著名建筑师、获1990年建设部第一批“建筑设计大师”称号。曾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总工程师、北京市政府建筑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等。张开济先生设计过很多著名作品、北京地标性建筑。北京三里河“四部一会”大楼建筑群即为张开济设计。他还曾设计过天安门观礼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小汤山疗养院、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济南南郊宾馆群等工程，百万庄和三里河住宅区工程等。

四部一会办公楼

四部一会大楼，即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地质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联合修建的办公大楼，它是当时北京市建造的一个大规模的行政办公建筑群。这个建筑群的设计工作是在1952年冬季开始的，因为设计条件中途变更以及设计期间的反复研究论证，直到1954年4月初第一期工程方才正式动工。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向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相关单位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位置的建议”的报告。“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他们认为，由于城墙所限制老城内缺乏可用的空地，同时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与老城区缺乏必要的衔接。尤其关于旧城内建造中央行政中心，存在着两方面的困难：一，北京原来的布局和系统是不可能建立庞大工作中心区域的因素；二，现代行政机构所需要的总面积要大于旧日皇城，在城垣以内不可能寻出位置适当又足够的位置。

1949年5月，北京市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1949年9月都委会曾邀请有关方面专家研究北京市的城市规划问题并提出多种设想，其中争议最多的就是行政中心区安排在旧城还是靠近旧城的西郊。1953年春，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甲、乙两个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同年夏季，市委规划小组在甲、乙两案基础上提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规划草案要点的第一条指导原则便是“以全市的中心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的所在地，使其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实际上便否定了“梁陈规划”把中央行政区设在旧城西郊的提议。

但在1953年夏季《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明确否定在西郊设立中央行政区之前，张开济曾主持过三里河行政中心区规划。1952年，国家计委选择在北京西郊三里河地区建设一个以计委为中心的中央政府行政中心。规模很大，两个设计单位被邀请提供规划方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方案被当时的苏联专家选中，从此张开济就成为该计划工程的主持人。1954年间，由于受政治事件的影响，这个宏大的规划中途停止，缩小了建筑规模，仅建成原规划的西北一区，即今天的“四部一会”办公建筑群，面积仅为9万平方米。如果完全按照张开济主持的三里河行政中心区规划建设，其建筑面积将达八九十万平方米，中央多数部门的建房问题就可以在这里解决了，市区内可以不必大兴土木，原来的风貌也可以保持。

1、三里河行政中心区规划
从张开济先生的记述中可以看出，1952年他主持规划的“三里河行政中心区规划”，基本采用或以“梁陈规划”提出的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为蓝本，蕴含了“梁陈规划”的思想。

1) 从内容设置来看，三里河行政中心的规模比“梁陈规划”设想的中央行政中心要小一些。按照“梁陈规划”，中央行政中心应包括：中央人民政府、政协、三十个部的政务院及许多委员会，将来还要增加十余个部门和人民代表大会机构。如果算上扩充地，中央行政区的范围东至月坛，西至公主坟，北起西皇城根（按解放版地图）延长线，南到广安门大街（按解放版地图）延长线。“三里河行政中心”包括五个区，中心一个区，四周各一个区。从现存的“三里河行政区中心规划模型”照片来看，三里河行政中心相当于“梁陈规划”中央行政区的最中心的一个部分，即“行政区内各单位大体布置草图”中的人民监察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检查署以及政务院和其南北两侧的两个大型广场的位置。

2）从道路及建筑群的总体布局来看，“三里河行政中心”采用了“梁陈规划”提出的“中国坊制的街型”，在两个中心广场的四周各布置了四个街坊式办公楼群。从总体上讲，它们构成了行政中心的整体，但每一坊内“都自成一个小整体，建立中线，有它主要和辅翼的建筑物”。在实际只建成了“四部一会”建筑群（整个三里河行政中心西北区）的情况下，也没有“因为整个行政区的未完成而影响它的效能”。四部一会办公区配套建设的三里河一区、百万庄小区，也与四部一会的规划布局一样采取了周边式街坊。可以说受到了行政中心区街坊布局的影响。|#|#|

3）从每一坊内来看，比如建成的四部一会建筑群，也采用了“梁陈规划”的建议，以主楼为轴线，两侧对称地布置辅楼。

2、四部一会大楼平面及平面布局

四部一会大楼位于“三里河行政中心”规划的周边四坊中的西北区。北面和西面为两条干道，即今月坛南街和三里河路，东面原为“三里河行政中心”规划中的两个绿化广场，后未实现，现为三里河南三巷。

四部一会大楼总平面采用周边式布局。内院里又安排了一组“H”形平面的建筑，它与东西两侧梳齿状平面而且梳齿朝向内院的建筑物围合成若干个内院。这样，不但增加了用地的建筑密度，而且避免了空地太大与房屋高度不成比例的缺点，还体现了北方四合院的风格。位于院内的“H”形平面的建筑则利用外围建筑的门洞作为东西的对外交通通道，人们站在外围建筑的门洞外口，即可看到内院建筑的正立面。这些拱形门洞实际上起到画框的作用，增加构图的美感。内院里的“H”形建筑为二期工程，后来未得到实现。四部一会办公楼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有9万平方米，包括主楼一座，辅楼两座。主楼平面呈“一”字形，室内房间为南北向。两座辅楼位于主楼的东西两侧，完全对称，平面皆呈“E”形。如果从辅楼的两个门洞处分开来看，每一个辅楼可以看做二座“L”型楼和一座“丁”字形楼组合而成。两座辅楼的交通和辅助用房都位于东西向部分，所以南北向的六个翼楼的办公面积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由于分期建设，实际上南面的四个翼楼都未建成，故现在的辅楼平面呈“L”形。

主楼的设计人为张开济和卜秋明先生，辅楼的主要设计人为张开济和刘开济先生。张开济先生不仅是这个工程的主持总建筑师，而且还是具体的工程主持人。

由于主楼屋脊距地面46 米，所以平面上从北侧房基线退后近50米。这样不但保证了马路北面的建筑物的采光要求，而且从马路上观看建筑物的行人也可以有较好的视角（约27度）。在主楼与辅楼之间，建筑师留出了两个间距。设计之初，有人建议将主楼和辅楼完全连为一体，可以使建筑群的北立面更为壮观。但这样内院会过于封闭，同时主楼的北侧的小广场将长年处于阴影之中，最后建筑师决定留出两个间距。在留出间距后，建筑师看到了莫斯科设计院第六干线工作室主任纳-科里建筑师所写的一篇关于设计工作的文章，其中写道：“考虑到这条街道的纬度方向（一边的正面向南，另一边的正面向北），考虑到保证街道及街坊阳光照射的必要性，朝北面建筑的房屋之间必须留出间距，并顺从建筑线后退，这样就能使阳光透入街道，并充分照射街道，同时还可以避免存在太阳光照射不到的房间连续面”。两相对照，建筑师认为主楼后退50米并与辅楼在北面部分留出两个间距是非常必要的。

从平面来看，主楼入口设在北面正中。入口大厅北面为一三开间、贯通两层的风廊，入口处大厅南侧为电梯厅、电梯和楼梯间。在大楼的东、西中部另设两部疏散楼梯。办公部分为内走道，南北两侧为办公室。辅楼主入口设在东西两侧的中央，南北各设次要入口。每个入口大厅皆带风廊，南北两端次要入口的大厅与电梯厅合二为一，成正方形平面，四周为电梯、楼梯、厕所及辅助用房。实际上辅楼南北面的塔楼完全是辅助性的交通塔。办公部分也是内走廊，东西两面为办公用房。办公部分除结构上必需的承重墙外，一般未增加任何隔断墙，但是在标准的开间单元里都设有独立的电灯及暖气开关，以便将来灵活分割。

主楼和辅楼的进深大多为17米（包括内走道与两侧房间），比如主楼主要办公部分的进深为17米，东西端头的塔楼进深为21米，辅楼办公部分进深为17米。这些进深在当时比一般的办公楼深度大，也是受了苏联专家的影响。不但节省了用地，而且在总建筑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增加进深可以减少外墙面积、降低建筑造价及暖气设备的造价。“根据估算，17公尺进深的房间比同样条件的13公尺进深的房屋在每一平方公尺建筑面积里，节省砖墙0.1立方公尺，减低散热量11.2千卡。例如主楼虽然很高，又是砖石结构，砖墙面积因之较大，而室内过道宽达2.5公尺，但是使用面积却占建筑面积67%，比一般办公室的定额还要高一些。”

3、 砖混结构

建国初期，国内的建筑工程技术仍沿用英美的计算理论和设计规范，在4-5层以上的民用建筑中一般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苏联专家认为：在一般民用建筑工程中，经过正确的计算，砖石结构的刚性比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大得多。采用苏联的塑性理论计算方法代替原来的弹性理论计算方法，能减少楼板的配筋和水泥用量。四部一会大楼吸取了这些有益经验，在结构上获得了经济性的解决方案。四部一会大楼还是当时国内最高的砖混结构建筑，大楼原本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后来接受苏联专家郭赫曼的意见改为砖混结构，减低了房屋造价并缩短了施工工期。|#|#|

4、民族形式

四部一会大楼大部分采用了平屋顶，但在各楼入口部分不仅把墙体突出于整体外墙以形成塔楼，而且在塔楼上布置重檐的攒尖和歇山屋顶。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些重檐屋顶在房屋廓线上鲜明地表现出民族形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重檐屋顶来隐藏高层建筑必需的电梯机器间、水箱及临时性集中锅炉房的烟囱。

从四部一会大楼的总体轮廓来看，明显取意于中国古代城墙和城楼的造型。这是因为建筑师“希望在整体上给人们一种结实、稳定、大方、雄壮的感觉，以象征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坚强稳固，以加强这个设计的思想性”。这也是这个建筑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所在。由于四部一会大楼采用砖墙承重，墙身开窗的处理更加强了建筑的“结实、稳定、大方、雄壮”。因为外墙至少有一砖半厚，所以每个窗洞都可由外墙面退进一定深度，窗户不必紧贴外墙面而显得单薄。这种开窗方式加强了建筑的厚重感。

两座辅楼的六个屋顶在方案初期设计的比较平直、简洁，仅取传统屋顶的大致意象。随着复古主义思潮的普及和深入，屋顶在经过一次次的修改后，也越来越遵照传统法式。建筑基座处理同样如此，刚开始仅取其大致比例，后改为标准的须弥座，上枋、上枭、束腰、下枭、下坊、圭角、土衬露明及其比例关系也完全遵照法式。细部装饰如束腰采用马蹄柱子、婉花结带图案，上下枭则采用莲瓣装饰。辅楼与主楼墙身处理较为简单，直接在外墙上暴露了兰机砖。当初曾有人认为墙面过于平淡，需要加以丰富，还有人认为如果遮住建筑的上部和基座，不就是结构主义吗？为了避免结构主义罪名，建筑师一度在墙身加以装饰，但是“将草图请教苏联专家安得德烈耶夫的时候，专家还是同意原来比较简单的墙面处理办法”。主楼北立面东西两端外墙原本与主楼中间的处理相同，安得德烈耶夫认为过于复杂，不如简单一些衬托中间重点部分。安得德烈耶夫当时还给画了一张示意图；现在主楼正面两端的立面处理，就是完全根据这张示意图改正的。

四部一会大楼在遵照传统法式时也根据建筑物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1）大屋顶屋檐的出檐深度，传统做法是以柱身高度为比例的。四部一会大楼屋面标高比较高，如果以檐下各层高度之和作为柱高，那么出檐将异常深远，也不现实。所以，建筑师便把辅楼6个塔楼以及主楼中间塔楼的顶部1—2层的立面处理得较为丰富，并饰以檐柱、额枋等使其具有开间的形式，并且又在这些楼层挑出通长的挑台。其目的在于与其下的墙身加以区别并使顶部的1—2层的柱高成为出檐深度的参照，实际上，辅楼6个屋顶的出檐深度最后都参照了这些柱高来决定其比例。

2）在辅楼的6个塔楼以及主楼中央塔楼墙身的（一层基座以上，屋檐额枋以下）四角，由下至上逐渐加大抹去角部，切抹面呈三角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收分的效果以使高层建筑更为稳定雄壮，同时也比把四面外墙做出收分来更易于施工。具体做法是先根据设计的尺寸，在地面上弹好线，把角部的砖先切好磨好，再贴砌上墙体。

5、“民族形式”与经济性考虑

张开济一贯重视建筑的经济性问题，在四部一会大楼采用民族形式时也不例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楼原来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后改为砖混结构，节约了钢筋与水泥。在当时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节约这两种重要材料便可节省大量建设资金。

2）由于建筑进深较大，大部分为17米，因此减少了外墙面积，降低了建筑造价及暖气设备造价。

3）建筑师对开窗面积的控制也减少了造价。大楼的每一个标准开间有一个窗户，这些窗户开窗面积不大，不但符合砖混结构的要求，又能节省造价。“因为每一平方公尺三八墙造价仅合14万元（旧币），而同样面积的木窗（带窗纱）却要28万元，恰巧贵一倍；窗小散热量也小，又可减低设备造价”。

4）辅楼六个重檐屋顶的瓦作仅以绿色琉璃瓦剪边，大面积屋面采用灰色筒瓦从而降低了造价。屋檐下额枋、斗拱都不施彩画。因为建筑师认为：“我们祖先在非木结构建筑物上，也有完全不用彩画（如一般石牌坊、石塔、砖塔等），或用雕刻代替油漆彩画（如明十三陵牌坊），或用五彩琉璃面砖来代替油漆彩画（如一般的琉璃牌坊及颐和园的“智慧海”建筑）。在四部一会大楼中，额枋部位仅以雕刻花纹装饰，斗拱也仿石制不施彩画。建筑师认为“‘经济’始终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一个主要条件。”|#|#|

张开济先生一贯重视在建筑设计中厉行节约，但要正确认识，不能走极端。他批评了两种倾向：一是无重点地一味提高设计标准造成浪费。二是主张一切因陋就简到不合理程度，从长远看这也是一种浪费。“对人的关怀”与节约原则也不矛盾，比如“职工家属宿舍的楼梯间与一般房屋的楼梯间作用有些不同，它不是供内部工作时交通之用，而是屋内各户对外交通必经之道，因此决定把历来装置在楼梯间内的暖气炉片省去，使楼梯间的温度介于室内和户外之间，出入的人在冬天不致因骤冷或骤热而感冒，这样做对人很关怀，同时也节省了楼梯间内一笔暖气炉片装置费。以我们最近设计的两个住宅间的四百六十多间楼梯间来计算，就节省了七亿多元（旧币）。”

6、四部一会的改建

1999年，对“四部一会”大楼主楼（即现在的发改委大楼）进行一次改建，即立面的改建，在原来顶层四周加了一个以列柱组成的外廊，其上部是琉璃瓦小檐子，四周是米色水刷石的栏杆，形式与色调和原来的主楼有所差异。

7、张开济关于建筑师的看法以及城市风貌

重视建筑师的工作，发挥建筑师的作用。每一个建筑设计都是一个创作，同尊重作家的“版权”一样，我们应该尊重建筑师的创作权。应该征询一下原来设计人的意见，原来设计人会乐意从中给予帮助，有利于保证改建工程的质量。希望重视建筑师创作权的情况能够改善。建筑师也应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重视城市的风貌。一个城市的面貌一般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是长时期不断建设的结果。它的街景就是一幅幅反映城市发展的画卷，是很值得珍惜的。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而言，除了那些国家级和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需要保护之外，也要保护一批比较重要的现代建筑，一些质量较好的一般房屋也需要保护。

前面谈到的清水砖墙，不同于抹灰墙，它富于质感，尺度上也比较宜人，所以很有特色，而且，砌清水墙是我国工人的传统手艺，这种手艺目前正有逐渐失传的可能。“物以稀为贵”，现在的一些较好的清水砖墙的身价将来会超过目前已经过时的玻璃幕墙。

今天北京的古都风貌已经大不如昔，我们应该加以保护，那种“破罐破摔”的消极思想是不能有的。我们不仅要保护古建筑，而且还应该保存一些老建筑。不仅要努力提高新建筑的设计水平，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改建工程的质量。把北京建设得更美好、更现代化和更富于传统特色。建筑师应该义不容辞地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多贡献。

张开济建筑观点:

实而不华是设计的真谛。 天安门城楼是明、清两朝宫城外皇城的正门，天安门广场如今已是举行重大节日庆典和群众集会游行的政治性场所，也是新中国政权中心的象征。这里以其丰富的历史内涵、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高度浓缩，为中外人士瞩目和神往。在这个政治广场上，天安门观礼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优秀建筑便出自张开济之手。

1954年初，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外金水桥与天安门城楼之间建造观礼台，以便嘉宾在此观看阅兵式或群众集会游行。工程虽小，但地点却极其重要、特殊。设计天安门观礼台时，竞争很激烈，建筑师们出了多份设计方案，都很华丽耀眼，最后，还是张开济的设计方案胜出，中选的原因，在于它是所有方案中最简单、最平淡，最没有“设计”的方案。

张开济说：“我当时认为既然是国庆或‘五一’才启用的观礼台，就是一个实用性问题，越不起眼越好，没有必要建得富丽堂皇，那样只会喧宾夺主，破坏了天安门的古朴形象。建筑设计不能只顾自己的设计，要和整个城市的风格相和谐。”的确，观礼台的高度未超过红墙，而且露天观礼部分的坡度十分平缓，也反衬出天安门城楼的高大挺拔；从体量上看，其顶部样板从底层墙身向外出挑，使本来不高的体量分为两个部分，更弱化了看台的体量感——背面以连续的15个圆形拱券与天安门城楼的五个圆形拱券相呼应，使这一嘉宾出入、上下的空间鲜活生动而富有表现力；从色彩处理上看，观礼台的室外墙面处理为水泥抹灰加矿质鲜红的防水粉，其色泽及质感与天安门城楼和红墙完全相同，整个建筑浑然一体。

建筑师须对得起人民。 张开济说，“建筑师不能只跟首长、大老板打成一片，要时时想到老百姓”。他认为，现在中国的建筑师，时常是被扭曲的，处处要受到商人、领导和文化素质较低的“甲方”的干预。“一个建筑师要敢于向政治家进言！他不仅要向领导负责，还要对得起百姓和良心。只有如此，才是一个真正的建筑师。”|#|#|

他拿北京西站主楼上的“超级小亭子”做比喻，这是他最为反对的：这种仿古复古的、生硬的、强加上去的东西，令古都风貌的重心一下子向西倾斜了。在那高52米、中间净跨45米的门式建筑的‘横梁’正中，安上这么一个50米高的三重檐四坡攒尖亭子—这在实用上毫无意义，设计者都会明白，在结构上则是最不科学、最浪费的做法。为了这个超级小亭子，需要一个重1800吨的钢桁架来支承，需要增加8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 张开济为此算了一笔账。“用这笔钱捐赠希望工程，可帮助20万失学儿童上学”。这在创作设计上是很大的浪费，而在设计上也会造成千篇一律，容易令人生厌。张开济为此曾致函进谏，信虽然批了，但没有照办。张开济认为：“作为一个车站，最重要的是一个旅客进去后，怎样能以最短的距离、最快的速度登上火车，而整个西站反其道而行之，规模很大，效率很低。”

张开济生平

为施展才华和赚钱留在新中国

1912年7月，张开济出生于上海，小时候淘气，学习不好，但喜欢画画。1935年张开济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南京、成都等地建筑事务所工作。抗战胜利后，张开济在南京开办建筑师事务所，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陈果夫，陈果夫很欣赏张开济，交给他不少工程，业务开展顺利，直到经营到1949。

1949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开济有三条路可选：台湾，美国，北京。解放前夕，前往台中养病的陈果夫曾邀张开济同行，但他拒绝了。当时还有一个选择是去美国，在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留美生考试中，他考了建筑专业第二名，“出于专业方面的考虑”，最终他选择了去北京，“我想，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建筑师正是大有用场的时候，既可以施展才华，又能赚钱。我本想赚够了钱再去美国，谁知第二年，朝鲜战争打起来了，美国去不了了。”在之前的一些访谈中，张开济非常坦率地讲了当时的“小算盘”考虑再三，张开济决定去北京。晚年接受作家祝勇访谈时，张开济，坦诚地说：“这并不是因为我多么爱国才留下来的，这个我得说实话，我是出于专业方面的考虑。我想，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建筑师大有用场，既可以施展才华，又能赚钱。”

北上途经天津时，张开济住在舅舅许丹（字季上）家里。许丹是著名佛学家，和鲁迅、梁漱溟、赵朴初等有深厚友谊。当他听说张开济想在北京开办建筑事务所，把他训了一通，说“解放了，你还想搞自己的事务所，你应该参加政府机关工作才对。”张开济这才了解新社会形势不同。他给从未谋面的梁思成写信，请他帮忙引荐。没想到梁思成马上回了信，告诉他现在北京很缺建筑师，邀他来北京一晤，这封回信张开济始终保存着。

张开济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当上总工程师，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设计师。之后他设计了天安门观礼台、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中华全国总工会、小汤山疗养院、中央民族学院校舍、济南南郊宾馆群等工程，还有住宅区工程等。其中革命和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被确定为当年首都国庆十大建筑之中。

1951年张开济结婚，与夫人在设计院安排的联谊舞会上认识的。时年张开济39岁，孙靖（夫人）28岁。这个四海漂泊给别人建房子的建筑师，有了自己的家。孙靖出身大户家庭，辅仁大学家政系毕业，婚后独自管理家务并负责两个儿子的教育，张开济把精力用在设计上。2006年张开济去世。

如今四部一会大楼已刻上了设计者的名字：

资料来源：优秀近代建筑——四部一会大楼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cbbdbe0100q6bo.html
张开济，实在的建筑师http://www.timetimetime.net/renwu/3893.html
红色建筑大师——张开济http://www.niubb.net/article/332461-1/1/
中国建设报，复古不是方向高楼也不是现代化——走近建筑大师张开济
http://www.chinajsb.cn/gb/content/2002-04/03/content_344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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