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蒋介石

晚年毛主席一直在考虑一件事

祖国统一成了他心中最大的夙愿。经历1950年、1955年两次台海危机后，毛主席将对台方针从武装解放台湾转变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1956年后，中共高层就邀请两党中间人士共商国共合作事宜。由于一些政治事件影响，国共两党联系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没有见过面。但这并不等于说二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接触，只不过，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

毛泽东和蒋介石为了国共两党的再次联系进行着各自的努力。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又在进行促进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1972年10月，他曾要求去美国的人前往纽约看望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邀请他来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共同的愿望。1973年，毛泽东又派章士钊到香港，架通沟通大陆与台湾和平桥梁。当时章士钊老先生已经9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委托，承担起沟通两岸的任务。章士钊是一个与国共两党上层领导人都有很深交情的人，但他长期在大陆与共产党共事，与蒋介石当然没有联系，不过，因为他过去的资望，他到台湾来，当然会受到蒋介石的礼遇。为了保障章先生的健康，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随侍章先生左右。章士钊于1973年５月乘飞机到香港。他到香港后，就急忙找原来的各种关系，以便恢复与台湾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他当时乐观地派他的女儿章含之回北京，要她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各方面关系初步接上，他在香港顶多住三个月即可完成任务回北京。不料，这次行程，章士钊的生命结束。章士钊由于劳累，休息不好，于７月１日在香港去世。因为章士钊的去世，此次的国共沟通当然就没有建立起来。

而国民党蒋介石方面为了国共两党的再次联系也进行着自己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国共两党先期建立的联系。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一些极端的事情，对中共的疑虑更深了。1968年，他听说一些红卫兵去了他的老家溪口，炸毁了慈庵，十分气愤。但是他不久又听说，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了他家在溪口的一切房产和祖坟，心里对中共高层又产生了十分感激之情。

晚年的蒋介石经常想起他在大陆的日子，想到与大陆沟通的问题。就在他出任第五届“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竟把他称为“老朋友”。原话是“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传了很久。蒋介石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连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也都访问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与中共联系有些犹豫。他认为这时主动向中共提出沟通，有点近似于投降。

正在蒋介石这么犹豫之时，中共方面却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在大陆，中共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还给他们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也可任其选择。这里说说“二二八”事件是1947年台湾发生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这是当时各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任何一起群体事件，背后都有政治因素参与，这期间有三方面因素：反专制、中共参与、争独立，无论站在国共两党各自的立场上前两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唯独争独立方面是不容许的，而此时，中共恢复纪念，表明国共两党方面在反对独立，争取统一方面是一致的，也是中共对蒋介石的支持。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之博大，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曹聚仁正是建国后国共两党先期联系的中间人物。曹聚仁是一位记者，是国共两党的中间派，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了香港，既没有去台湾，也没有留大陆，承担起国共两党联系的重要使者之任。1956年周恩来在颐和园邀请人士商讨国共三次合作、和平统一问题，邀请的就是曹聚仁；1958年金门炮战前几天，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毛泽东也是通过曹聚仁转告给蒋氏父子。蒋介石委托曹聚仁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转转，并带回些资料来。建国初期，大陆和蒋介石之间的秘密往来都是通过曹聚仁进行的。曹聚仁去世后，周恩来为其题词，称为“爱国人士”。|#|#|

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实现两岸沟通的努力。找不到合适的沟通人选，他就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向大陆方面打出信号。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待：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说：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

对于病榻上正竭尽全力推进统一、向历史交代的毛泽东来说，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的消息：1975年4月5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这是多么的令人遗憾和扼腕。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主席。出乎大家的意料，毛主席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此时，没有人能理解毛主席内心的复杂感情。毛主席还没来得及将大陆的信息反馈过去，蒋介石已溘然长逝。而蒋介石的去世，对于统一大业来说是一个损失。

毛泽东私下为蒋介石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那天，毛泽东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著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这首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别后几天，毛泽东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毛泽东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毛泽东评蒋介石

1957年时，毛泽东曾建议出版蒋介石文集。毛泽东出发点不同。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许多人都恨蒋介石，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王八蛋，所以我们必须出版他的著作集”。不过因为反对声音较大，蒋介石文集最终未能出版。毛泽东的意识是想让人客观的认识蒋介石。毛泽东说这话，又何尝不是一种肯定，蒋介石还是一个可可以的人。毛泽东表示过：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中起的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编者按：毛泽东是认可蒋介石的爱国精神的，但所在党派不同、理想信念不同，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的利益不同，所以站在了对立面上。但在中华民族的利益上，两者是统一的。正因为有蒋介石在，所以才成就毛泽东，棋逢对手，文明走到今天，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不是后朝灭亡前朝，而是共存。这正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文明走到今天被毛泽东及一批人大大地提高了一大截，我们几乎一夜之间从蒙昧落后的封建社会，赶超欧美文明（制度），结合中国的特色（传统）已经纵超了欧美方面（制度），这也从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的反馈可以看到，要知道中国的传统是极其幅面壮阔大的。要改变一点、提升一点点是很困难的。

部分资料参考：http://history.sohu.com/20130609/n378402611.shtml
                       http://history.sohu.com/20130916/n3866131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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