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曾经的三里河*北京西城三里河

编者按：这是一篇关于三里河比较好的一篇文章，涉及到历史、过去和现在，以飨读者。

       说起西城区的三里河，北京人几乎无人不知。其实，东城区也有个三里河（崇文）。这两个地儿都因附近有条三里河而得名。
　　东城（原崇文区）的三里河，因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三里河的一段河道）广为人知；西城三里河，则因国家各大部委的进驻，声名远播。
　　西城三里河的地界，一直没有太严格的划分，人们一般习惯把东起西二环路，西至三里河路，北临阜成门外大街，南靠复兴门外大街之间的地区，称为“三里河”，那历史上的三里河是什么模样，多数人未必清楚。
　　三里河与三里河村
　　三里河地区得名于一条源自玉渊潭的同名小河，小河原本是金代开凿的一条引水大渠，也曾属“金口河”的一段旧河道。河上有一座建于金代的石桥，位置在现今西华饭店门前。石桥为三孔，中间高大的桥洞距河面有4米之高，船只可自由穿行。桥面相当宽，不加行人走的桥面，双排大车可并行。全桥长50米（含引桥），桥栏为方柱形，高1米。整座桥全由浅黄色虎皮石铺成，古朴且精美，解放初还在。
　　三里河桥距金中都城北城墙（现会城门）三里，故河得名“三里河”。三里河河水从玉渊潭流出，至三里河桥处折弯向南（折拐点在现在的西单万方商场与银岛商厦之间），流到东钓鱼台后，又折弯向正东，直奔护城河。
　　清代由于金口河废填，三里河漕运停止，三里河由引水功能转变成了排水功能，成了条旱河。春冬二季，河床许多段被种上了玉米、高粱等农作物。雨季大雨滂沱，西山洪水如奔腾的野马冲向旱河，三里河水位瞬间可高达近3米。解放后，随着北京水利工程建设，西山洪水不再

那么汹涌，上世纪50年代河道填平，三里河作为一条河流彻底消失了。
　　除了三里河石桥，建于明代万历年间（1605年）的三里河清真寺也是三里河地区重要地标，三里河清真寺原名清真礼拜永寿寺，曾是北京四大清真寺之一，清康熙帝亲笔御书了“清真礼拜永寿寺”的门楣。如今的清真古寺缩在楼群的后面。穿过楼与楼间一条狭长过道，方才见到寺的大门，大门由大块青石砌建，依旧雄伟。门楣上的“清真礼拜永寿寺”几个大字仍然引人注目。踏进门，是一个不太大的院子，院子正中央是坐西朝东庄严肃穆的礼拜大殿。大殿门前，立有两块“龙凤顶”的大石碑，透着皇家气势。院南是南讲堂和水房（沐浴），院北是北讲堂。北讲堂西面有个小跨院，小跨院北侧，现为办公室、住舍和小食堂。小院东有棵大楸树，经考证：枝叶繁茂的大楸树历经了400多年的风雨，树皮虽已剥落，但仍苍劲挺拔，仿佛在诉说永寿寺几百年来的荣辱兴衰和岁月枯荣。礼拜大殿后有块不大的空地，七块石碑存立于此，碑文是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撰写。
　　民国年间，三里河清真寺曾办有一个回族“西北小学”，这个学校开办近20年，免费入学，穷人和富人家的孩子都可以入学念书。三里河清真寺能在80多年前的旧中国有此善举，功莫大焉。解放后，西北小学改为三里河第一小学，“文革”中停办，现改建为月坛第一幼儿园。|#|#|
　　清真寺周边，有个古老的村落名三里河村。据文献记载：在明朝中叶，三里河大桥附近就形成了一大片回民聚居区。三里河村人多以种菜、养鸡鸭、种杂粮、跑骡马运输和在城里做厨师为业。上世纪50年代末，大部分村民成了玉渊潭公社社员。城市发展，村民成了市民，搬进了楼房，三里河村随之消失。著名中医皮肤外科创始人赵炳南就生于此。家境贫寒的赵大夫宅心仁厚，凡村里人找他瞧病，非但从不收钱，反而送药、送车马费。三里河人提起赵大夫，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三里河石桥在村东头（现西华饭店门前）。村西头，有棵至少活了500多年的银杏树（现在三里河北街5号院内），树干笔直挺拔、枝叶翠绿，有着灵性，透着神奇：大树下数米之内不招蚊子和苍蝇，这棵饱经岁月沧桑的古树，见证着三里河村数百年的历史沉浮。石桥不远处是“吴记园子”。这个菜园子早没了踪影，但园中那棵二三个人才能合抱的古槐却保留至今（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门前）。没人能说出这棵古槐的年龄，但它确实老了，老的要靠二根长长的钢管支撑，才能挺起粗大的身躯。每年槐花盛开时，半条小马路都浸在淡淡的槐香中。这棵大槐树，连同清真寺的大楸树和三里河村的银杏树，是三里河地区最老的“居民”。在三里河人的心目中，它们是长者，是亲人，是三里河之魂。
　　三里河周边地区
　　历经战乱，解放前的三里河野草丛生，一片荒凉之景，甚至有野狼出没。不少人家院中都养有大狗，有人家还在大门或墙上涂画有白圈，用以吓狼。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三里河村居民才结束了点油灯、吃井水的历史。
　　三里河清真寺的东面，曾有一条1909年的铁路，为京张铁路丰台至西直门的一段（延长线）。1969年铁路被拆，后建成三里河东路。过了铁道再向东，就是月坛，解放初月坛东面和南面广大地区，只有可数的几户人家和“龙王庙”、“穷神庙”等几座私家小庙。月坛东南角，有一大片菜地，解放后那里建成了北京儿童医院。月坛北大门，正对着的是南营房，明清时，有兵士在此守卫阜成门。民国末年，有三个团国民党中央军驻守在此，名曰帮着守城，实则看着傅作义，以防其投共。部队官兵多为广东人，当地百姓戏称他们“广东鸟”。解放初，北京卫戍区一个团驻扎在这里（现武警总队第二医院的位置）。南营房后来建了一个煤厂，专做煤球，煤是用骆驼从门头沟运来。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南营房的东南把角处，有家“庆丰包子铺”，因为习主席到此就餐，之后这里的生意格外兴隆。
　　三里河清真寺的东北面和西面是地域颇为广阔的洪茂沟和南沙沟。这两个相邻地段里，贯通有一条东西向的大深沟，沟面非常宽，沟深竟达4米之多，一条从阜成门出来的大车道从沟底穿过。大沟的两侧的杨树、香椿树、松柏树近乎成林。解放军围城时，树木被守城国民党军队砍光，拿去筑战壕。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沟填平，洪茂沟建了果园、耕地和一些居民住宅楼房。南沙沟则成了菜地，七十年代建起楼房。南沙沟之西,便是钓鱼台和玉渊潭。辽代，有清泉从地面涌出，渐成一天然湖泊。金章宗在此建造行宫，并筑台垂钓，钓鱼台得名，而元朝，湖畔建玉渊亭，玉渊潭正式得名。
　　“四部一会”建筑群
　　位于月坛南街38号的“四部一会”建筑群，始建于1953年，是当年原一机部、二机部、重工业部、地质部（四部）和国家计委（一会）联合盖建的办公大楼。现今，四部一会建筑群已被列入《北京优秀近现代保护名录（第一批）》中。
　　整个建筑群由一座主楼和两幢配楼组成，具有苏式建筑特色，又不失中国传统建筑的精美和细致。建筑群的二幢配楼主体建筑，均为五层大楼。每幢配楼的大屋顶由两个仿古的“角楼”和夹在中间的仿古阁楼共同组成。重檐屋顶一律是青色瓦片铺面，墨绿色琉璃瓦剪边，每个屋檐下点缀的翘首斗拱，都由花岗岩石精细打磨而成，甚为美观。更令人称道的是所有的仿古建筑屋顶飞檐上端的“口吻走兽”，都被改革成了烧瓷的大小和平鸽，寓意和平、祥瑞。
　　计委办公主楼为坐南朝北的六层大楼，被东、西二幢配楼簇拥着，略向后凹进。主楼前是个大院子，院子中间是个大花坛，东西两边是篮球场，机关干部、建筑工人和苏联专家常在一起打篮球。
　　1955年，主楼建好了，却没再建中式大屋顶，犹如一位高贵的王子，没有戴上属于自己的王冠，光秃秃地矗立了几十年。至于为何不加屋顶，说法不一。有人说那时反对复古，政治上受到批判；有人说苏联专家不同意盖，不再追加贷款；还有人说建筑造价太过昂贵，受到社会指责……但这些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后来，著名俄文翻译家、资深建筑出版人杨永生先生撰文披露了事情原委：“苏联专家积极主张加盖计委大屋顶，并强调：现在如不加，以后就永远加不上了。”文中还提到：“是当时计委当家人李富春做决定不再加盖大屋顶，因为他是国务院主抓‘三反’运动的负责人，所以只能忍痛大义灭‘顶’做表率了。”|#|#|
　　以后计委大楼易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按理，应该给办公大楼加个顶了，但实力雄厚的“发改委”，也只是在办公大楼原基础上加盖了一层楼房，并颇费心思地在加盖层的四周，用绿色琉璃瓦铺建了一圈“单檐”，权且当作是办公主楼的大屋顶。乍一看倒也过得去，但仔细品味，总觉得有些牵强和美中不足。岁月似水，也许真的应验了那位苏联专家的话：大屋顶现在不加，以后就永远也加不上了。

　　对于“四部一会”办公楼的设计者，直到现在还仍常被误传为建筑大师梁思成。事实上，现在“四部一会”建筑群的楼边已立有石刻的铭牌，上写：原四部一会建筑群由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于1953年设计。
　　张开济是新中国第一代顶尖级建筑大师，这位终生致力于建筑设计的大家，有着辉煌的设计成就，他参与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中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台、四部一会建筑群等等，都是列入了中国建筑史册的传世作品，说“张开济设计了半个北京城”一点都不过分。如果说天安门的两处设计是张开济先生的得意之作，那么，没有盖大屋顶的计委办公大楼则是张先生终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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